浙江理工大學文化傅播學院教授院長 陳改玲博士
【内容摘要】本文以辛亥百壺焉對象進行個案分析，首先通過考察其文化創意及兿術展覽分析其文化策略，繼而结合辛亥百壺本身分析其兿術特點,審視在跨界融合中兿術家對曆史呈現和聞釋的豐富性。研究發現,《辛亥百壺》作馬政治文化與高雅文化的凝结，其創意除了大規模叠加品牌效應外，還有效地利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總理評點《富春山居圖》這一政治文化記憶;書畫家在箴言書寫和壺面装飾構圖中，既遵循文人壺的隱逸傳统，又表現了家國濟世情懷;壺兿師在壺兿形制中，以其傅統和創意表達了對辛亥革命精神的豐富理解。《辛亥百壺》無論是在書畫史還是制壺史以及創意文化史上都留下了重要的一筆。
【關键詞】辛亥百壺;跨界兿術;文化創意；歷史傳統；兿術創新
《辛亥百壺》指的是在2011年為纪念孫中山誕辰100周年，由黄明總策劃總出品，以西泠印社社員為主體的百名書畫家與百名宜興紫砂壺型師聯袂，創作了融孫中山百句箴言、丹青為一體的一百把紫砂壺。當時,辛亥百壺共制作了兩套，其中一套壺于2011年12月被臺灣孫中山纪念館永久收藏后，于2015年升格典藏。自2011年以來,《辛亥百壺》在兩岸四地六大都市(香港、臺北、杭州、深圳、新北、澳門)巡展中不僅受到媒體極大關注，還赢得了參觀者的高度評價。2015年3月31日，在江蘇省宜興丁山《辛亥百壺》兿術價值評估會上，專家認定：《辛亥百壺》從目前看，經濟價值不低于人民幣贰仟萬元至貳仟捌佰萬元，同時還指出從歷史價值、文化價值、書畫兿術、紫砂兿術價值出發,其有形資産和無形資産價值長遠看不可限量(作此評估時,《辛亥百壺》尚未被臺灣孫中山纪念館列入典藏级收藏品)。
《辛亥百壺》是紀念文化産品，它以跨界兿術的方式喚醒并激發了中華民族關于辛亥革命的歷史記憶,衆多兿術家以傳承創新的精神表達了對孫中山的敬仰和對辛亥革命的豐富理解。在國家大力倡導文化創意産業的今天，它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成功的文化創意産品的案例，值得我們從多方面深入研究。本文擬以辛亥百壺為對象進行個案分析，通過考察其文化創意和兿術展覽分析其創意策略，繼而結合辛亥百壹本身進行兿術分析，審視在跨界融合中兿術家對歷史呈現和聞釋的豐富性。
一、歷史記憶與民族復興
《辛亥百壺》作為大型跨界纪念文化活動“名言名人名壺——丹青紫砂宜于興”的結晶，其創意之獨特，首先在于有效地叠加了兩大品牌西泠印社書畫與宜興紫砂壺的品牌效應。其次則是它的規模效應,熟悉宜興紫砂壺曆史的人都知道，西泠印社書畫家與宜興壺兿師的合作由來已久，宜興紫砂壺誕生于北宋，其功能主要是日常飲茶。到了清朝，“西泠八家”之一的陳曼生開始和壺兿師合作，他不僅親自設計壺型，還把書法、繪畫、印章等表達文人意趣的元素融入紫砂壺,促生了文人壺的問世。自此，“壺以字貴,字以壺傳”的紫砂壺傳统得以形成。但是，書畫家、壺兿師、陶刻師達200多人，其中還有兩位為外籍西泠印社社員(日本)來共同完成100把紫砂壺,這在歷史上還是第一次。除此之外，我特別要談到的是策劃者對《富春山居圖》分藏海峡兩岸這一事件的有效利用，可以説這是其創意價值得以實現的重要文化策略。
據黄明説，他萌發書畫家與壺兿師跨界合作的想法有一定的偶然性。黄明是獨立制片人，曾擔任國家九五、十五重點音像出版物《西泠名家系列》的總策劃和總導演，為此付出了16年的心血，榮獲了浙江省第十三届“樹人出版奬”最高奬；此后還推出了《中國當代書法兿術的風采》大型名家系列。多年拍攝書畫家創作及其生活的兿術實踐,黄明在書畫界擁有廣泛的人脈。2010年，他策劃了“丹青·丹心——浙江百名書畫名家濃墨重彩共慶建國60周年”大型文化活動,由100名書畫家在同一場地同一時間進行書法、繪畫篆刻創作，并聯合浙江電視臺國際頻道將此盛况向全世界直播。2010年10月，為等備辛亥革命100周年紀念活動,有人建議他再組織100名書畫家來慶賀,他不願重復，希望推出新形式組織好這次紀念活動,使之更有意義。恰好一個月前，宜興一位壺兿師想請他幫忙找西泠印社社員畫壺,受此殷發,他大膽策劃了書畫界與紫砂界的聯袂，并把雙方創作的過程記録下來制成紀録片。黄明把這次紀念活動命名為“丹青紫砂宜于興——名言名人名壺”大型跨界文化活動,在整個創作和各種布展中，這一活動都引起了多家媒體的關注和報道。
黄明長期從事媒體兿術活動,對新聞和文化市場極為敏感。在活動策劃之初，他就決定要制作兩套壺,一套捐給臺灣,一套留在大陸。 為引起境外媒體關注，20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百年紀念日時,辛亥百壺在香港柯達大厦《大公報》報社展出。展前一個月，從9月11日到10月12日，制作方以廣告的方式每日在《大公報》刊登一篇介紹文章。在這次展覽中，臺灣地區立法院最高顧問羅志明先生得知黄明欲捐贈一套壺给臺灣的想法，遂積極撮合，并與臺灣孫中山紀念館牽橋搭线，使辛亥百壺在臺灣展出后被永久收藏。在臺灣展出以及多種場合，黄明都表達了這様的願望：希望有一天，這兩套來自臺灣和大陸的攣生兄弟，能夠背對背放在一起展覽;他甚至明確指出辛亥百壺就是陶器中的“新富春山居圖”。在這里我要指出的是，當年國寶級的《富春山居圖》由于政治原因被迫以分藏的方式保存在臺灣和大陸,而兩套“辛亥百壺”分藏海峡兩岸，則是黄明主動而為的結果。需要説明的是這種當下對曆史的模仿行為具有象征性和符號化特點,卻有別于后現代兿術的“戲仿”。這里没有滑稽，只有莊嚴和神聖。其根基在于海峡兩岸對辛亥革命達成的共識,其目的是為了建構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
黄明對《辛亥百壺》分居海峡兩岸的設計也有因可尋。2010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閉幕，温家寶總理答中外記者問。他在回答臺灣記者提問時講了一個故事：“元朝有一位畫家叫黄公望，他畫了一幅著名的《富春山居圖》,79嵗完成，完成之后不久就去世了。幾百年來,這幅畫囅轉流失，但現在我知道，一部分收藏于浙江博物館,另一部分收藏于臺北故宫博物院，我希望兩幅畫什么時候能合成一幅畫。畫是如此，人何以堪。”《富春山居圖》系“元四家之首”的黄公望為無用禪師所作。它以水墨描寫富春江兩岸初秋景色，峰巒岡阜、陂陀沙渚，林木葱鬱,疏密有致，是黄公望水墨山水之巨作。明萬曆年間被焚成兩段，前段又稱《剩山圖》,藏于浙江省博物館,后段現藏臺北故宫博物院。總理在答記者問時借希望“富春山居圖”早日合璧表達希翼海峽兩岸早日统一的願望。總理的願望，仿佛給文化界下達了任務,文兿界積極行動。經過一年的潜心凖備,2011年6月1日，分别收藏于海峽兩岸的“富春山居圖”终于在臺北“故宫博物院”合璧展出，引起極大轟動。而且就在同一天，由鴻茂控股創意發起并鼎力邀請當代海峽兩岸9位書畫名家聯袂創作的《新富春山居圖》,也于北京釣魚臺大酒店舉行面世儀式，“北京與臺北，一新一古兩幅《富春山居圖》,遥相呼應,共譜佳話”。這也正是黄明策劃《辛亥百壺》活動力爭想要達到的效果。
在政治外交中，文化交流常扮演先行者的角色。因此，政治既制約着兿術生産和文化交流，也會為兿術生産和文化交流帶來機會。關鍵在于文化人能否搶占先機。毫無疑問,黄明抓住了這個機會,而為紀念辛亥革命制作的百把紫砂壺也被打上了政治色彩，紫砂壺的日常實用性被政治功利性所取代。不難想象，這套紫砂壺書寫的名人箴言若不是孫中山的，臺灣孫中山纪念館是否收藏還是個問題。當然，這套紫砂壺若其兿術價值不高，孫中山紀念館也同様不會收藏。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辛亥百壺》可謂是政治文化與高雅文化成功結合的典範,無論是出于兿術價值還是基于其政治功能，它都會引起人們的重視。事實也正如此，2013年12月19日—22日，在慶祝澳門回歸十四周年的大喜日子里應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别行政區聯络辦公室臺灣事務部、海峡兩岸關系協會駐澳門特别行政區辦事處、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澳門會展中心的指導與邀請,《辛亥百壺》在澳門會展中心參加“海峡兩岸名茶名壺博覽會”隆重展出。與此同時,被臺灣孫中山紀念館收藏的那套壺也在臺灣新北市鶯歌陶博館隆重展出，形成臺灣與澳門的遥相呼應。相信在以后的嵗月里，人們在注其政治價值外，會越來越重視其獨特的
兿術文化價值。二、文人書畫與家國情懷
《辛亥百壺》凝結着中國兩種古老兿術文化的結晶。無論是書畫,還是紫砂壺,又都面臨着傳承與創新。在共同表達辛亥革命這一重大題材時,這200多人的策劃、創作隊伍又是如何以兿術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理解的?這是需要我們思考的問題。西泠書畫、宜興壺兿傳统深厚，博大精深。本人學識粗浅，在此斗膽嘗試進行兿術分析，擇其要略談一二，先談書畫兿術,再談壺兿。《辛亥百壺》屬于文人壺,采用的是書畫名家與壺兿師合作的傳统方式。書畫家寫什么,畫什么,如何寫,如何畫,既要遵循文人壺的傳统，又要托物言志，表達自我情懷。在中國工兿美術史上，茶壺與酒壺的圖飾有所不同，這主要基于中國文人對酒文化和茶文化理解之不同。傳统文人之善飲者著名的有“竹林七賢”及吟誦“唯有飲者留其名”的李白，飲酒代表着狂放酣暢的生命狀態,一種忘我的非理性釋放，西方則干脆用酒神精神來稱謂這種生命狀態。喝茶則不同，“偷得佛生半日閑”,喝茶代表着閑適淡泊、隱逸的生命狀態和文化精神。據考證,迄今發現最早的在紫砂壺上刻書畫,當從元代末年伊始，孫道明在訂制的茶壺上刻“且吃茶，清隱”草書五字。清隱的意趣基本上是文人壺上書畫的調子。但是，《辛亥百壺》上的書文，已有限定，黄明及他的團隊精選出孫中山箴言172條,由書畫家一人一條任選,從中選出100條抄録在壺面上。
這有點像命題作文。即便如此，《辛亥百壺》上的箴言，也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書畫家對孫中山的理解及其心性修養上的認同。書畫家們所選取的箴言，多側重于為學為人和為政。這里既有“博愛”,“振興中華”、“振我民氣”、“為四萬萬人謀幸福者就是博愛”,“天下為公”等表達中華民族家國意識的箴言；還有對民生與民權的重視,“共和國之政治在乎民”,“人心就是立國的大根本”,“民生就是社會一切生活中的原動力”。在儒家的家國情懷中，尤其要發揮個人的社會責任，于是就有“以忠于國,為民服務”、“國家之義務,人人亦當共擔”、“淡然權利，一矢精誠,此為成功基礎”等名言；儒家又重做人，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孫中山箴言中頗多做人勵志方面的句子，“立志為讀書人最緊要的一件事”,“不以挫折而灰心，不以失敗而退怯”,“親愛精誠”,“同舟共濟”,“浩氣長存”等等。這些名言所表達的不再是類似于“采菊東南下，悠然見南山”的隱逸出世心態了，而是“刑天舞干戚”的百折不撓和儒家家國天下的濟世擔當。“辛亥百壺上”,書畫家抄録孫中山箴言采取了篆體、隷書、草書、行書以及自創書體,有的書體可能不便于認識。但是，正如林語堂所言，欣賞書法有時“是全然不顧其字面含義的，人們僅僅欣賞它的線條和構造”。
在壺面構成中，一般是書為主，畫為副。但就《辛亥百壺》而言，書的内容基本限定，畫家只能在壺面繪畫中保有其自主空間。據筆者统計,《辛亥百壺》的壺面繪事中，有16把是以印章结構其畫面的，印章多為方形，刻有“辛亥革命”或“辛亥百年”等字様，倒也與箴言協調。其他壺面上的畫基本上遵循文人畫的傳统，走古樸簡練路線。畫面多為梅松竹菊、蘭草、荷花以及遠山閑林，山野茅屋，多為簡筆,意境清遠。偶有禽鳥畫,比如翁景浩畫的羊桶壺,余睡畫的鼓腹壺,壺面皆為蘭草與鳥,鼓腹壺面上一條自右上方耷拉下來的蘭草下，一只鳥扭頭對着另一只，似在啁鳴歡叫。這幅畫上的箴言是“平等自由，實在是包括于民權之内”,畫與字是協調的。同様和諧的還有吴天祥畫的子石瓢壺面，他以寫意之筆勾畫出山、荷花、樹木，一條斜斜的樹枝上站着一只歡快的鳥,不遠處隱约還有兩只小小的鳥兒。而给人歡快活潑感的還要數三幅小鷄圖。無論是張新華畫的意圓壺面上那兩只胖嘟嘟覓食的小鷄，還是陳明德畫的方葵壺面上的芭蕉葉下昂頭缩脖的小鷄，還是蔡雲超畫的仿古壺面上的三只小鷄，都使我們可以细細品味和把玩。另外還要特别指出的是一個壺面上有一幅豐子恺筆意的畫,一對中年夫婦在一處房屋前，翘首凝望院中那高出屋頂的花樹,題字為: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塵。這幅書畫的作者是豐子恺紀念館的吴浩然，他筆録的孫中山箴言為“我勸諸君立志，是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這個壺取名為“大大方方”壺,字畫與壺相得益彰，它所接續的是現代漫畫傳统。
但是承續傳统也會帶來了一個問題，那就是程式化，甚而會有重復。在100個壺面中，有三個(雀舌壺、玉乳壺和鴻運當頭壺)壺面構圖相似，都是一條大魚張着嘴巴，追趕前面的小魚。比較而言，圖文較為協調的是雀舌壺,沈穎麗抄録的孫中山箴言是“人類要在竞爭中求生存，便要奮斗”,大魚追趕小魚的畫面較好聞釋了箴言的涵義。其實,好的文人壺必然是書畫家與壺兿師深入的對話和溝通，才能做到書畫與壺兿的相得益彰。在《辛亥百壺》制作中，據黄明講就有壺兿師指明要和對等的重量級書畫家合作，比如宜興方壺大師,邵氏六代傳人的邵順生就明確指出要和西泠畫院院長吴山明合作，為此，黄明在大年三十趕到海南三亞找人物畫大家吴山明教授，專門請他畫了孫中山的肖像。而對于紫砂壺中的繪畫,吴山明也有自己的論述，他説“古人在壺上作畫以游戲成分居多，因此歷史上的壺面繪畫一般比較簡單。如今，我希望壺上繪畫能出現一些新的東西，不要程式化，而要打破常規,讓其更有意義,兿術價值更高，更具文化色彩。我認為,這也體現了我們畫家對制壺者的尊重。”可以説《辛亥百壺》助推了書畫家與壺兿師的合作，之后西泠書畫家和宜興陶兿師有很多高級別合作，這里不再贅言。
三、紫砂壺兿與辛亥革命精神
《辛亥百壺》被稱為“紫砂史上前無古人的創舉”,它對重大題材的参與不僅提高了紫砂兿術進入和表達生活的能力，而且向境外推廣了紫砂兿術,提升了紫砂壺的歷史文化地位。當然，宜興紫砂壺與當代重大題材的結合并不是第一次，2010年世博會曾帶來世博紫砂熱。為表達世博題材，紫砂壺不僅在形式上突破了傳统範式，注入了世博會主题理念、會徽乃至相關英文字母，賦予紫砂陶兿以時代元素和新的生命力，還多了幾分現代和國際色彩。壺兿大師邵顺生就曾用紫砂做出中國館的造型，這種歷練有助于他更好地参與辛亥百壺文化活動。辛亥革命這一重大歷史題材要求壺兿師對歷史有更為深入的理解，其傳统與現代相融合的能力也就更強。雖然對于壹兿師來説，這也同様屬于主題先行的創作，但是卻與西泠書畫家有所不同，西泠書畫家通過箴言主要表達對孫中山的理解，宜興壺兿師則是對辛亥革命的追憶和建構,辛亥革命的内涵和外延自然要大于孫中山，其可供發揮與聞釋的空間也就較大。
就像陳曼生創制了“曼生十八式”一様，紫砂壺吸引人們的首先是其形制。經過500多年的積累，紫砂壺形制之多，也是其他陶瓷品類無法相比的。那么,壺兿師又是如何借助制壺來表達“辛亥革命”的?通過研究，結合相關報道，我把《辛亥百壺》的形制大概分為五類:第一類是對歷史事件的叙述，以邵順生制作的頂天立地壺為代表。邵順生善于做方壺。方壺對制壺技術要求很高，作過木工的邵順生對线條、平面和角度都有精凖的把握。他做的頂天立地壺,整個装飾上采用了以柱子為主的手法。壺嘴是一個土炮，壺鈕為九根柱子代表着九鼎和權利，再用兩根柱連結壺身，叫做同心協力，把它們連接起來看，就是1911,意味1911年打出了辛亥革命的第一炮。此壺配上孫中山原筆的“博愛”、吴山明繪制的孫中山肖像，堪稱《辛亥百壺》中的主壺。
第二類是根據箴言内容而制作壺型的，比如《情有獨鐘》壺。該壺整體猶如一口大鐘,壺為嵌蓋式，底為六邊形，適度抛出，下放上收，给人端莊穩重和敦厚之感。這個壺抄録的是孫中山送給宋慶龄充滿激情的一句話:“精誠無間同憂樂,篇愛有緣共生死“。書畫與壺兿、壺名極為和諧,共同表達了孫中山與宋慶真挚淳樸的愛情。
第三類表達了辛亥革命者的拼搏精神，包括青春精神，比如排球壺。該壺以一個運動員在排球場上的發球姿勢為造型，给人以運動向上的精神和氣勢。在壺兿師尹红娣看來,辛亥革命中無數青年抛頭顱灑熱血振興中華,排球壹頗能傳達這種昂揚斗志，為理想而拼搏的精神氣息。這類壺重在對當代生活素材的吸纳，早在2008年奥運會時,她就開始結合奥運主題，制作了一系列運動壺,以對游泳、排球、棒球、雙人劃等瞬間動作的定格，受到玩家的喜歡。
第四類表達了辛亥革命的包容精神，比如一帆風順壺。壺兿師黄麗萍説她畫了很多草稿，一直思索着用什么様的形式來表現好此次活動的主題與寓意，最后做了這把壺。其創作理念來于大海中乘風破浪的巨艦,壺嘴和壺把似波濤汹涌的大海浪花，壺身較為憨厚，中間线較為收攏,顯得比較含蓄，這一點正與中華民族追求包容、内的精神相吻合，該壺從内而外散發出一股磅礴氣勢,壺滴子別出心裁地設計為帆的形狀。
第五類則立足于當下，對辛亥革命充滿感恩之情，如紫陶緣壺。該壺由70后路學峰制作，他説“倚窗翻閲辛亥革命相關資料時,看到孫中山先生有關民生問题的論述，自然而然的聯想起陶淵明的‘桃花源里可耕田’的浪漫詩意，于是萌發了制壺靈感，制作一個象征理想、寧静、祥和的《紫桃缘壺》”。如今構建和諧社會,這正是對“桃花源里可耕田”的夢想的實現。“紫桃緣壺”屬于紫砂花貨品種,壺身飽滿大氣,便于書畫,壺嘴、壺把根據樹枝外形特征雕刻而成，充分表達了樹干的古拙，壺身壺蓋上點缀桃子，意味豐收的季節不忘辛亥革命。而壺身上的“民生就是社會一切活動中的原動力”是由西泠印社日本籍社員師村妙石所題,此句話用在當今社會很貼切，與壺型所表達的寓意相一致。
综上，《辛亥百壺》比較鲜明地體現了紀念類文化産品的特點,那就是事件、人物與精神的三者合一。這里既有壺兿家對傳统的繼承，又有自己獨特的思考。在對重大題材的表達中，既有對個人家事的融入，又有對當下時代精神的表達,進一步融匯了歷史與現實,個人家事與國家情懷的結合。比如，壽珍掇球壺和牧歸思亭壺。前者由程建明制壺。程建明是程家第四代壺兿師,他的祖輩善于制作夀珍掇球壺。他的曾祖父程夀珍是一位清末民初的制壺名家，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在日本侵略中國時,任憑日本人怎様威逼利誘,即便遭受毒打也不能從他手里拿到一個紫砂壺。程建明采用了家傳壺型，正像他所説的那様，很好地證釋了“傳承”這個理念。“我們纪念辛亥革命，更是傳承了辛亥革命的精神。”后者則融入了趙麗娟其父被打成右派時放牧的經歷來表達國人飽經滄桑矢志不渝的愛國情懷。
结語
正如中國紫砂行業協會秘書長、宜興紫砂文化研究會會長、宜興陶瓷博物馆首任館長時顺華所説：“如果説傅統是紫砂壺的根，創新是紫砂壺的生命，文化就是紫砂壺的靈魂。”作焉跨界兿術的凝结，《辛亥百壺》凝聚着政治文化與高雅文化的结合，彰顯了傳统文化的時代魅力，無論是在書畫史還是制壺史以及創意文化史上都留下了重要的一筆。
今年適逢孫中山誕辰150周年，孫中山是中國人的共同歷史記憶,又是國家和民族認同的来源。“在歷史記憶裏,個人并不是直接去回憶事件；衹有通過閲讀或聽人講述，或者在纪念節日的場合中，人們聚在一塊兒,共同回憶長期分離的群體成員的事迹和成就時,這種記憶才能被間接地激發出来。”在此之際,我們重新欣賞和研究《辛亥百壺》就具有重要的意義。《辛亥百壺》不僅傅承和創新了中國兿術文化精神，還傅播了孫中山先生所倡導的社會责任感和擔當意識。在國際風雲變幻，大國崛起的今天，我們更要牢記孫中山的“永雪亞東病夫之耻，長保中夏清明之風”,“國家之强弱，人人有莫大之責任矣”的殷切教悔，自覺擔當時代交付的重任，盡心盡力盡责地完成復興中華文化的歷史使命!
【參考文獻】